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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

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母亲叹口气说：&ldo;止心慌。&rdo;

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而是由于饿。&ldo;止心慌&rdo;，其实是为了&ldo;止饿&rdo;。母亲不愿实说罢。

科级以上干部当年又叫&ldo;糖豆干部&rdo;，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脑力劳动者三十斤。

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是一样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ldo;鱼米之乡&rdo;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在当时，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ldo;天府之国&rdo;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ldo;闯中原&rdo;或&ldo;走西口&rdo;。

……

事实上，从一九五八年起，饥饿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才略见缓解，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ldo;文化大革命&rdo;。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ldo;上山下乡&rdo;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给全家人炖汤。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了。

那么在咄咄逼人的饥饿年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么？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是接近老姑娘了。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上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ldo;白吃&rdo;。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地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殊荣。他归国后，一九五四年因受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间，他&ldo;嫁&rdo;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十五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十五岁当属少女。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初中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终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学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终止的年龄终止以后，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被母亲们经常抱在怀里或经常左手牵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儿们转眼间长大了、上学了，并且，在她们长大着的过程中，母亲们又为她们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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