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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5章 下一个林晓光（第1页）

（小燕文学WwW.XiaoYanwenXue.CoM）

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这张拍摄于1958年的新闻图片名为《欢悦在早稻卫星上》，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证实”了亩产三万斤的神话。后来被认为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造假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于澄建，拍照片这一年，他刚刚从总社被调到湖北分社工，时年27岁。

1958年8月上旬，摄影记者于澄建与分社的文字记者跟随湖北省委验收团一起下到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当地报上报道那里早稻亩产36956斤，于是，省委专门派出验收团下去，验收团的领队就是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

照片刊发一个月后，因为影响力很大，专业媒体特地请于澄建写了篇文章，介绍自己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他在文章中说：

“到达第一建国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部门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等。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下午四时左右，阳光很好，用禄来福来相机矮克发，21100°din胶片，f11，1125秒，加二号黄滤色镜。由于拍摄距离较近，虽用1125秒还嫌慢，所以右边两个孩子因跳动而稍显模糊，但有人说这样正可以表示动感，我也觉得有些道理，还希望大家指正。

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可能就要好些。”

拍摄时于澄建知道不知道这是造假？他在之后接受的采访证明，他确实不知道。在他去拍摄之前的8月初，新华社已经就这个“卫星”做过报道，名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就是创造奇迹的神仙建国一社创早稻亩产36956斤记录》，文章中说：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据了解，这块田整地共达10次，深耕达1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5次，先后施用的肥料计有草籽3000斤，塘泥1担，陈砖土4担、硫酸铵105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肥60担、豆饼180斤……（中略）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越有768万穗。据实验，把鸡蛋随便放在覆盖着稻禾上面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后面还有很长，不一一录了）

在读过这样的报道后，并没有多少农业经验的于澄建对此并未产生怀疑。

再加上，在那之前很长时间，这种“放卫星”行为已经此起彼伏，各地的高产喜报不断，也在逐渐消除人们对奇迹的怀疑。这年的5月，湖北谷城县就报小麦获得空前丰收，平均亩产高达500斤，还出现了许多“千斤社”和“千斤乡”；当年6月，湖北光化县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29亩小麦，报每亩产量达到2173.7斤，其中11亩达3215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当年8月，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报早稻亩产15000多斤，新华社也了报道。有趣的是，这几次事件，于澄建都参与了拍摄。

正是这些不断被创造的奇迹，让包括于澄建在内的人们越来越相信。

事情被揭穿后，于澄建说：“事后揭露出来这个完全是一个假典型，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叠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十几亩地的水稻并在一块稻田里面，并在一块单位面积产量就高了，那又根据这几分地的产量算出来整个大概平均亩产36956斤。”

这件事此后于澄建很少提起，八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篇《摄影记者的调查研究》，中间用很小的篇幅反省了这件事，文章说：“1958年大跃进时，我曾过“水稻亩产36000斤”的严重失实的报道。当时我奉命随省委验收团下去，自己不调查，不研究，不懂农业生产，加上头脑发热，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报，因而产生这样浮夸失实、误国害民的报道，终生引以为训。”

2004年，他又接受过安徽卫视的访问，从业务角度回忆了这件事：“我也是根据他们当地人讲，就是说这个水稻长得好，人站在上面都塌不下来，当时我受到启发以后，正好有几个小孩在上面玩，我就抓拍了这样一个镜头……”在此之后，他再也没就此事公开谈话了。

他的这张照片引起的轰动效果，持续了很久。在“一颗早稻大‘卫星’”照片发表一周后，也就是1958年8月22日，《人民日报》一版左下角相同位置以“本报芜湖21日电”为电头，刊出消息《东方红红遍天一亩中稻四万三千斤》。这则消息报道了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放出一颗惊人的大“卫星”，在1.03亩的田里共收干稻44367.13斤，平均亩产43075.9斤，创造了全国水稻亩产新纪录。这则消息还配发评论《向安徽人民致敬》，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几天后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关于此事的照片，这回是一个大姑娘坐在稻穗上，摄影者是新华社的戈永坤。

1958年9月5日，更离奇的报道出现了，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亩产跃过6万，这次稻穗上站了13个人……

很多年后，有媒体再去探访了“36000斤”的始俑者湖北麻城县龚家埠村，此时当时创造神话的负责人已经古，村里人没有人承认自己跟这事有关。

根据历史资料，三万六千的卫星一放，建国一社先后接待了各地的参观访问者10多万人次，其中还有朝鲜政丶府代表团，苏联、东德、波兰、越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当时，麻城县委指示：对参观者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许怠慢客人。于是沿途十余里，路边都是招待吃饭的指示牌。一时间路上人不断，灶里火不停。社员们不得不放下手中农活，敲锣打鼓前去迎接参观的客人。

但没多久，建国一社就承担了放卫星的后果。“1959年就饿了，草籽树皮都吃。那树皮吃进去，三天拉不出来，快要死了。去向周围村子里借，人家讲：‘你们那里‘馓碗卤’（三万六），还到我们这来找水找东西，根本不跟我们讲话。一直到1962年，还有人埋怨。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了，大家都想忘记这个事情。”

当时的报道

当时的始俑者

以下是大跃进时的一些新闻图片

《新闻摄影》1958年第一期封底《新纪录的百花齐放》李晞、王一波摄《新产品》郑震声摄《喜报迎春节》王朝桢摄

《一片丰收景象》于澄建摄《大家只要一条心，不怕冻土千万斤》刘光华摄

《赶麻雀》王玉山摄《河南人民大干一百天，实现全省水利化》唐茂林摄让荒山长出庄稼杨时铎、高紫宁摄

自问自答的那位前同行拉拉杂杂说了大半天，但好像压根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来说说我了解的行业情况吧。

首先要说明，记者是分很多种的，不同类型的记者的“灰色收入”千差万别，我以下谈到的，都是传统的报纸杂志这类平面媒体的记者。

另外，我们也得说说什么叫“灰色收入”，在我理解，那些违反了职业道德，甚至违反了法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会被追究责任的收入叫做灰色收入。“收煤老板的钱隐瞒矿难”这种极端行为已经是黑色，而不是灰色收入了。

1.车马费

通常见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自己举办了一个活动，需要媒体去报道的时候。一般由机关的通讯员或者企业的公关部工人员给记者。也被叫做“红包”、“信封”，一般一百块到五百块的样子。

这类红包存在的价值，通常在于加强采访活动的吸引力，以及让记者在写稿和争取发稿时，对发红包的一方更上心一些。

一个采访邀约有没有红包，以及红包里有多少钱，取决于给钱的机构和媒体的权力对比。比如市政府刚开完常务会议，市长出来主持新闻发布会，可别指望市政府办公厅会给钱——这种采访里，市长的发言是稀缺资源，媒体只会求着要这种资源。但如果是一个刚成立，急需曝光度的新公司，可能就会给出高于市场行情价的红包了。

一些有节操的媒体会明文规定记者不得收车马费，如果实在拒绝不了，可以收下后交到单位，统一退掉或者交到廉政账户。但是大多数媒体要么默认，要么试图管理车马费而不成。

在记者圈子里，突发记者们一般是不可能有什么车马费收入的；时政记者通常会有一定的车马费收入，如果跑的线涉及较多的企业、事业单位，收入会相对多一些；经济类记者里面，产经记者，也就是专门跑各种企业的人，车马费收入可能较多。

但是车马费毕竟是一个偶发性收入，不一定有多稳定，而且和跑的条线关联性很强。

2.软文提成

所谓“软文”，就是“没有明确标示的广告”。按照媒体的伦理，正常的内容和广告应该严格地区分；而且在操层面，负责采写新闻的记者和负责拉广告的业务员应该严格地隔离，以确保内容的公正性不受影响。遗憾的是，在当下的中国，大多数媒体做不到这一点，不光很多广告直接混进了正文（就像百度对搜索结果做的事情一样），还给这些东西起了个不那么丢脸的名字：软文。

有发软文需求的，通常是企业或地方党政机关。鉴于平面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已经江河日下，我相信大多数投软文的人并不是为了它的宣传效果，而是为了交保护费，在涉及自家的负面新闻出现时，有资本去公关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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