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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学大庆运动（第7页）

王进喜成为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经常被请去到各单位作报告。

王进喜在北京作报告时，他经常会被热情的听众围住，人们争着与他握手，请他签名。有时他走在街上也会被人认出来，立刻会有成百成千的人围住他，以至于不得不请警察出来帮助维持秩序。

1964年12月26日，是铁人王进喜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正值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三桌酒席，要用自己的稿费请人吃饭。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宴请的客人，就连哪位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他都亲自列了单子。

当时，王进喜正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人代会散会时，他被通知不要走。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人。

不一会儿，周恩来把他们领到一个小宴会厅。

王进喜看到那里已经摆好几张桌子，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他这才知道是毛主席过生日，请他们几位来吃饭。

没过几分钟，毛泽东来了。王进喜等人被安排在主桌，挨毛泽东依次落坐。王进喜左边是余秋里。

人们坐定后，毛泽东说：

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

王进喜听完这些话，心情十分激动。毛泽东过生日，自己的孩子不叫参加，特意请劳动模范和那么多国家领导人一起吃饭。王进喜把这看成是大庆工人的光荣。工业学大庆掀起热潮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学习大庆经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的通栏标题下，发表记者袁木、范荣康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编后语，题目是《崇高的榜样》。其中讲到：

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此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许多宣传大庆精神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反映出大庆人的英雄业绩。《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些文章除了宣传大庆的先进事迹之外，还特别注意宣传大庆人将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精神。

与此同时，中央和各地报刊、电台都连续报道大庆石油会战的事迹。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大庆的先进事迹，总结大庆的成功经验，并且向全国发出学大庆的有力号召。

在充分肯定大庆油田的成绩之后，周恩来十分欣慰地说：

现在，由于大庆油田的开发和一些新炼油厂的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周恩来最后在报告中强调，要在全国各行各业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运动，形成学解放军、学大庆的热潮。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发至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工业、交通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庆油田成为全国工业单位学习的榜样，大庆的经验也成为大家学习的重点。

各地在学大庆运动中，都十分注意学习大庆的基本经验和大庆精神，注意学习大庆“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学大庆运动中，还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注意培养自己的先进典型，树立自己的“大庆”。

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我国工业领域的重点单位。在学大庆以前，他们对自己周围的先进事物缺乏敏感，对于群众中的许多先进典型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培养和总结。

大庆经验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很大启发。他们认识到要学好大庆必须先树立先进典型。

从1964年以后，这个厂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注意培养自己的先进典型。

这个厂所属的车身厂有一条车轮生产线，职工们坚持8年大搞技术革命，在这条生产线上搞了60多项革新，台台机床、道道工序都有革新。通过革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减轻了劳动强度，大大改变了车轮生产面貌。

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蹲点以后，发现了这个先进典型，并且还把类似的长期埋藏在基层中的“宝贝”一一发掘出来。

如此以来，全厂的学大庆运动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通过学习大庆精神，第一汽车制造厂都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干劲。他们誓作“王铁人”式的工人，建成大庆式的车间。

锦州铁路局也在工业学大庆的过程中受益不浅。通过学大庆，使这个局受到很大的启发。他们发现大庆树立的王铁人、三矿四队等典型，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典型，于是开始着重培养广大职工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一丝不苟的作风，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他们认为：这样总结出来的典型不受部门、工种的限制，任何部门、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生命力强，能巩固持久。

与此同时，各单位在学习大庆的运动中，还十分重视对照大庆寻找自身的差距。

新疆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政委杨培臣说：我们开始学大庆时，先学职工宿舍“五条线”，后来体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是首要的，便从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人们思想面貌改变了，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文明生产，搞五好设备和工作条理化，树立了严细作风。过去，我们厂因为修理质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台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学大庆以后，修理质量提高了，许多农场都争着把拖拉机送来修。

西北国棉一厂厂长边丰说：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是领导的问题，是企业党委的问题。我们认为，哪里有好领导，哪里都能出“王铁人”。工人都愿意学大庆，都愿意像大庆那样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就看领导得好不好！

玉门石油管理局余群立对此深有同感。他说：群众学大庆的心很切，情绪很高，斗志很旺盛。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问题在领导方面。大庆的群众路线就贯彻得很好。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从哪里来的？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什么就抓住不放，抓什么就什么成风。玉门很早就搞过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谁也没有把他当成基层建设的根本问题抓住不放。因此，起来了，又下去了。

此外，余群立还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角度谈了学大庆的体会。他说：“大庆的干部有很多都是从玉门去的。到了大庆以后，他们生龙活虎，办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庆的领导干部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去启发干部的思路，使人开窍，敢于破旧，敢于立新。我们对干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许多活事都办死了。大庆对干部的批评也很严，有时批评得你满头大汗。但是，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为什么呢？因为大庆领导干部很了解人，能够激发人的干劲。要把大庆的这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学到手，需要我们狠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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