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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学大庆运动（第2页）

刚来的时候，广大职工都住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但是，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依靠这些简陋的住房必然无法度过奇冷的冬季。

在这样一个气温奇低的地区，如果没有能够御寒的房屋，就可能冻伤很多人，甚至会冻死人，也极有可能冻坏大量的设备。如果遇上连当地群众都害怕的“大烟泡”风雪，就可能陷入全局瘫痪。

一些熟悉这里的气候条件的人对康世恩说：“这里没有房子，根本过不了冬啊！”他们还说：“如果冬天实在过不去，可以在入冬前，把队伍和设备撤到哈尔滨、长春等地，等到来年春天再开上来。”

会战工委和会战指挥部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会战队伍到底应该怎样过冬的问题。

此时正在北京的余秋里听说会战指挥部里也有人主张冬季将队伍撤走，感到十分焦急，立刻通过电话表达了他的意见：

这次会战，只许上，不许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这个决心决不动摇。

对此，余秋里后来回忆说：

我权衡再三，感到不能走这条路。因为如果这样做，会战的有效工作时间，一年只有6个月左右。党中央批准的这场大会战，就会变成拉锯战或消耗战。势必推迟油田开发的时间，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既然不许后退，就只好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了。可是，到底怎样才能既坚持会战，又能保证会战队伍安全过冬呢？

会战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

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也在努力想办法。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熟知当地的民情和生活习惯，就向余秋里和康世恩建议：搞东北老乡那种“干打垒”。这种房子不但可以就地取材，而且简单易学，可以人人动手，还可以节省木材。

欧阳钦所说的“干打垒”，是一种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最简易的房子。这种房子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墙壁可以就地取土建造，房顶则可以用当地的羊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面再盖上泥巴，抹光即可，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这种房子看起来不太美观，但结构严实，冬暖夏凉。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施工简单，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大面积地进行建筑。

余秋里和康世恩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打算采纳这个建议。

会战指挥部对此事十分慎重，特意派出许多技术人员去了解情况。他们深入到附近的城镇和村庄，尤其是向民间木瓦匠虚心求教，还详细调查居民建筑的情况。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会战指挥部决定采用干打垒方案，充分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大力发动广大职工建造干打垒房屋，度过难关。

会战指挥部一声令下，参加会战的干部群众立刻行动起来。一场全民齐动手建造“干打垒”的运动就这样在萨尔图草原上展开了。

杏树岗青年突击队在建造“干打垒”的过程中表现十分优秀。他们在当地“干打垒”老把式的指导下，于1960年4月底建成512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和2500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主体，还总结出一套便于推广的“干打垒”施工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而且成功地试制出了电动打垒机，大大提高了建筑工效。他们还在“五四青年节”向全油田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发出了利用业余时间，“突击干打垒，高效率建设新基地”的号召。

会战指挥部看到这种情形，感觉十分欣慰，于是决定因势利导，动员全油田各单位采取组建部分专业队伍和广大职工义务劳动自建相结合的形式建造“干打垒”房屋。专业队伍主要负责开赴林区拉运“困山材”、加工门窗、制造施工工具、打羊草绺把子等任务。

进大兴安岭拉运“困山材”的专业队，在严寒中跋山涉水，自己收集木材。他们的饮食十分简单，饿了就啃冷馍，渴了就喝凉水。

但他们丝毫也没有感到委屈，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他们人不歇气，车不停转，拉出了大量的木材。

与此同时，广大职工在业余时间也积极投身于大造“干打垒”的劳动之中。

有些工种采取一人顶两人的岗位的办法，挤出一部分人突击“干打垒”。各级机关、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也不甘落后，上班时间干工作，业余时间顾不上休息，一下班就开始搞“干打垒”。一些领导干部也卷起袖子参加劳动，和工人们一起努力拼搏。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大力支持，派出有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带队组成”干打垒”技术辅导团队，进行现场指导。

一时间，整个油田变成一个大工地。大家热情高涨，你追我赶，干起活来起早贪黑。每到夜晚，各工地都灯火通明，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建造“干打垒”。

这场大造“干打垒”运动从6月全面开始，到9月底结束，在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共完成近10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成功地解决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住房问题。

会战队伍建造的这些“干打垒”房屋，功能十分齐全，都有火墙或火炕取暖，可以用天然气做饭，用电灯照明，还装有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基本上满足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会战队伍建造“干打垒”，投资比建筑楼房省钱六分之五，人工又主要是靠业余义务劳动和从生产队伍中挤出来的，因此每平米的平均造价不超过30元，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书记带领干部走进食堂

1960年9月，黑龙江省决定按照国家规定，把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减下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为此深感遗憾，向康世恩抱歉地表示，由于全国粮食供应普遍紧张，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也已经超过“危险线”，再也无法坚持原来的粮食定量标准。

从此，按照国家规定，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减了下来。钻井工人从每月56斤减到45斤，采油工由45斤减到32斤，干部、专家等一律减到27斤。副食品供应也明显减少，肉蛋则几乎没有供应。

更让会战领导头疼的是，由于全国性的粮食饥荒。许多职工的家属迫于生计也来到油田，油田缺少粮食的问题因此变得更严重了。

粮食的欠缺又引起蔬菜价格飞涨。绝大部分会战职工一天的工资只够买几个土豆。有的职工迫于无奈，只好拣冻白菜帮子和甜菜叶充饥，还有的饿了就在开水里加点酱油充饥。时间长了，职工体质开始明显下降。

1961年初，石油会战已经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半年多的会战已经使职工队伍开始感到疲惫，再加上长期处在饥饿之中，人们的体力渐渐难以适应繁重的劳动，很多人还得了浮肿病。

当时，石油部党组正在北京开会，在会战前线主持工作的张文彬通过电话向余秋里汇报说，职工队伍中出现了浮肿病，而且蔓延很快。得浮肿病的职工已经达到4600余人。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人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情都很沉重。他们都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治疗浮肿病，制止浮肿病蔓延，尽可能地改善职工生活，已经成为关系到会战大局的最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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