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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业化与世俗化（第1页）

“明代社会生活史（..）”！

二商业化与世俗化

商业化的浪潮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至为深远，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天下之人虽不说是人人经商，却人人“商其志”，也就是人人有为商之志，求利之心。诸如：士人之读书，是为了“商禄”；农民之力作，是为了“商食”；此外如工、隶、释氏、老子之徒，无不存在着一种商业的精神。

正如明人丘濬所言：“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

这正是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向社会各阶层生活渗透的实录。

（一）商业化

概括言之，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心趋于不知足

在传统社会，通常倡导一种人心知足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制约下，所透视出来的显然是一种对社会等级制度现状的维持，以使社会各阶层各安于现状，不滋生非分之想。于是，贫贱者只要衣食粗足，就可以满足，不再向上追求；而富贵者只要博取一官一第，与一般的老百姓有所分别，也可以知足，不必另有所求。换言之，按照传统的生活观念，万事万物的存在，其中无不含有一种“本意”，也就是实用。人们的生活只许在这种本意上加以追求，分外的都是多了，是一种奢求。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知止”、“知足”的观念。

随着商业化日渐渗透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在晚明的社会中，显然已开始盛行一种不知足的思想，这也一直为当时的正统士大夫所担忧。这种人心无厌的观念主要体现在下面这些方面：一是对自己寿命的不知足，如福建人林春泽最后活到104岁。当他做99岁生日时，邻里有人向他祝寿，道：“愿公百龄。”林氏听后颇为不悦，对祝寿者说：“不曾要君家养我，奈何限我寿耶？”二是对富贵的不知足，如将相不足，必想做帝王，帝王不足，又想做神仙，神仙不足，又想做玉皇大帝，最后到超元会大劫之外，方才称心如意。三是对风月之趣的不知足。当时里巷恶少有评风月之趣者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

偷不着又有什么趣味？其实，这些人在这种希望的等待中有无限的妙趣。这就是人心的不知足。明人朱载靖有一首《十不足》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已经受商业化冲击的人们那种不知足的心态，诸如：“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续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那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人心一旦不知足，不满足于现状，又不断地向上甚至向前追求，无疑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冲击，甚至蕴藏着一种很不安定的因素。

2.人心趋于机械、变诈

商业社会的特点，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普遍崇尚的是诸如“清廉”、“公平”、“诚实”、“谦恭和气”一类的品格。但经过商业社会的洗礼之后，这些品格已不再适应新的时代。

晚明人心的变化，正好说明了商业化对社会已经形成很大的震撼力。正如黄宗羲所言，晚明的社会，“人心以机械变诈为事”。士、农、工、商，尽管职业不同，但他们在为人处事上“主于赚人”，则无不一致。赚人之法，尽管有刚、柔或险、易的差异，但“主于取非其有”，则是相同的。

所谓的“取非其有”，无非是以无为有，以空为实之类。

照常理说来，什么东西都可以有假，就是金子不可作假，这正是“真金不怕火炼”这句民间俗语的由来。但在明代的南京，在晚明时期，就连金饰也可以作伪，如金丝有银心，金箔用银里，等等。这不由得让当时的人感到人心的不古，感叹“工人日巧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而在苏州府的嘉定县，市场上的一些狡猾奸商最喜欢使用“赝银”，这些银子大多在里面撺铜、吊铁或者灌铅，用来欺骗一些愚讷之人。

在明代，商人也算是行走江湖之人，在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些类书中，就不断告诫他们应该防范弔白、打拐、诓赚、掣哄之流。商业化导致了在一些天下大码头中出现了这么一些人，他们智过君子，狡诈莫测。“或假粧乡里讲乡谈，称有寄托，哄出我银，却将铅石抵换；或狗皮裹泥充麝香；或竹筒筑土充水银；或水晶、玛瑙、宝石、溜金奇巧之具，执立冲衢，自谓客仆，盗出主物，不求高价，惟求现卖，诱人僻巷，强令买之，及觉物伪寻觅，则拐子变易巾帽衣服，虽立前不复认识；或丢锡锭于地，令人拾之，而挟取贴分；或云能炼黄白，要银求买奇药；或云能通先天神数，善察幽隐，坐以致鬼，不用开言，诱人就学。”

如此等等，种种诡计，无非是为了诓人钱物。

这种风气同样渗透到了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的士大夫阶层中。正如明人丁元薦所指出的那样，晚明的士大夫“多喜巧佞”，于是一些市棍、穿窬之流纷纷投奔其门。这些士人并不以此为耻，而是常常以此自负，甚至“使贪使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万历、天启年间，一些士大夫在官场上的行径，已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行为如出一辙。如一些士大夫为了求得自己的晋身之阶，在仕途上能更加顺利，就不惜攻击自己所宗甚至所亲的同僚。这就好像梁山泊众好汉杀人越货以充“投名状”一般无异。

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晚明的人心完全是一种末世“人心”，也就是从“人心”向“利心”的转变。明人郎瑛以其所见几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昭示了这种转变的结果，这就是“利心一发，则虽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反心而不顾”。

晚明党争之风甚炽。按照顾炎武的记载，在江、浙之间，多有“父子异部，更相毁誉”之风。只要一入门户，父子兄弟，各树党援，甚至“两不相下”。

在传统的道德观念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无行谊之尤”，在晚明的政治风俗中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3.忙与闲之间的互动

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闲与忙之间的不同。传统的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依四时而生活，在四时的变化中区分出忙与闲。农民尽管为生计而忙碌，但还是有农忙与农闲之分。基于农业社会之上的士大夫，更是享受一种优游、闲适的生活。而商业社会则不同，社会的流动加快了，信息频递，商机瞬逝，迫使人们为生计而忙忙碌碌，因此也就带来了生活节奏与步伐的加快。

农业社会生活的特点是闲，但确实也是闲中有忙，尤其是小民的生活，他们为了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还是整日忙碌。商业社会生活的特点是忙，但也是忙中有闲，整日忙碌，是为了生计，但在维持了生计之后，就更会适当地利用闲暇时间。

照传统的观念来看，在商业社会中，尽管人们终日劳攘，实际上却无一事当做，总是一个“闲”字。举例来说，商业社会的人们，同样是思虑、言语、出入、涉猎以及接待人与事，似乎显得忙忙碌碌，但衡之以传统的观念，仍然逃不出“五闲”二字，即所谓的闲思虑、闲言语、闲出入、闲涉猎以及接闲人与闲事。

这是社会不同而导致观念的差异。

传统士人乃至一般民众的生活观念，无不崇尚一个“闲”字。如“名利不如闲”，就是世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照理说来，所谓的“闲”，其真正的含义是不徇利，不求名，澹然无营，而后俯仰自足。在这闲适的生活当中，可以进德，可以立言，可以了却生死之故，甚至可以通万物之理，这就是所谓的“终日乾乾欲及时”。明代的士人对“闲”字作了下面的解释：“闲之为义，或曰‘月到门庭方是闲’也。古皆从日，与间同，其音稍异耳。”

在一些士人眼里，闲也可分为“心闲”与“身闲”两个层次：“闲有二：有心闲，有身闲。辞轩冕之荣，据林泉之安，此身闲也；脱略势利，超然物表，此心闲也。”

人生生活享受的构成，既有一种“闲乐”，也有一种“忙乐”。从闲乐向忙乐的转变，无疑是社会生活方式进步的一种反映。按照传统的观念，人情所感者有七，也就是所谓的“七情”，其中只有“乐”属于一种适意；而人身所享受的东西也不一，却只有“闲”属于一种实用的享受。人生在世，享受一份闲情，并非易事，诸如父母之养，子孙之累，职业之拘，庸调之给，只要受其中之一累，就不可能享受一份闲情。与之相应，人之乐也不一，或乐于功名，或乐于货利，或乐于词章，或乐于声色臭味，或乐于林泉花木，或乐于禅悦仙真。所有这些乐情，无不都需要取之于身，资之于人，而于自己身心的实用，则未必真有所得。而只有“闲”，才可无所仰慕于外，也不用求于人。

这就是传统的闲乐观，也是士大夫追求一种闲情逸致生活的真实反映。但在晚明，尤其是一些士大夫，尽管他们仍然高唱求闲的高调，而从他们实际的生活方式来看，无不体现出一种“俗化”的倾向。何以言此？道理很简单，晚明士人所谓的闲适生活，显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向，这就是将诸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餍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乃至半昼床第之上称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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