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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对于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要么仕，要么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ldo;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do;[1]，这是传统文化对于士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传统的士，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水准。士人要实现这种要求，其途径则是入仕，故入仕对于士人而言，是一种社会担当的责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ldo;学而优则仕&rdo;[2]，对于士人来说是自然的选择。在另一方面，&ldo;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rdo;[3]，对于士人的入仕，虽然我们可以做出种种崇高的解释，而在本质上只是士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换而言之，是士人生存的一种方式。

与仕相对，隐是士人生活的另一种方式，&ldo;&lso;隐&rso;是隐蔽的意思，士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rdo;[4]，作为一个名称，隐是与仕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传统中那些不出仕的或者曾经出仕而后又退出仕途的士人。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代伊尹曾隐于市肆，周代姜尚曾隐于山野。&ldo;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身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rdo;[5]，这段话对于隐士之&ldo;隐&rdo;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庄子看来，所谓的隐实际上只是士人在特殊社会状况下的一种生存之道，仕与隐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都只是士人为适应其生存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

仕或者隐，出或者处，这是传统士人生存所面对的问题。儒学以纲常伦理作为基本旨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在现实中实践个体道德理想。对于士人而言，唯有积极入世，才能够实现其社会抱负，入仕在儒家看来是士人的必然选择，&ldo;不仕无义&rdo;[6]。不可否认，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人的能力，从而为社会创造出价值，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但是，这种用世无疑是有条件的，它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现实状况，换而言之是社会是否为士人提供发挥其能力的空间，就儒家的判断而言，就是社会是&ldo;有道&rdo;的，还是&ldo;无道&rdo;的。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士人救世努力是否能够得以展开，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有救世之志而最终无所得以施展的士人，这对于士人的救世之志无疑是一种限制和打击。再者，由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士人要发挥其救世、济世的社会作用，唯一的途径就是入仕，但就现实而言，仕途并非每一个士人都能实现的。在这个时候，士人应该怎么办？儒家&ldo;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rdo;[7]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方案，但这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强调道德担当的生存模式并不能最终解决士人的出处问题。这时候，道家自由逍遥的隐逸思想吸引了士人，成为了士人生活的另一维。与儒家汲汲于道德教化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ldo;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rdo;[8]。人生活于世间必然会遇到种种磕绊，种种不如意，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是个体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ldo;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rdo;[9]，相比于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利益，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更是人所向往的，人应当&ldo;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rdo;[10]。因此，在道家看来，精神上的追求是最高的，人要&ldo;法天贵真&rdo;[11]，回归自然的、本真的状态才是生活最高的境界。如果说在《庄子》的解释里，还不能解决士人的道德归属问题的话，至郭象的《庄子注》强调&ldo;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间&rdo;[12]，这样仕与隐两途被最终融为一体。道家的这种观念，对于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因为它为士人的不入仕找到了崇高的理由‐‐回归自然，追求精神自由，使得士人在现实世界的努力遭到种种挫折之后，可以很坦然地选择归隐之路。

就隐士原本的精神取向而言，是要避开现实的纷争，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魏晋之际郭象《庄子注》的诠释，使得隐成为无异于仕的一种生存手段，这种世俗化的解释对于隐的精神本质而言是一种蜕化，但是，对于士人的处世而言，则提供了圆融的选择方式，这也成为了此后传统知识分子选择的依据。概而言之，以儒学济世，以道家修身，入仕途则以儒学积极用世，仕途受挫则以道家自慰。仕与隐两途的结合，解决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大事，也成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之一。

对于此刻的寒山而言，既然官场上的黑暗难以承受，仕途上找不到出路，弃仕归隐是其必然的选择。同时，寒山的这一选择也是与唐代隐逸之风盛行这一社会现状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唐代文人崇佛道，提倡返璞归真，向往远离俗世的山林，加之李唐皇室对隐士的礼遇，&ldo;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rdo;[13]，同时，唐代在制举中设置了隐士科，这使得隐逸之风大盛，唐代的隐逸之风按照其历史的发展大致有四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弃世与游世并存的初唐隐逸，以隐求仕的盛唐隐逸，兼顾仕宦俸禄与心性自由的中唐隐逸以及悲愤无奈的晚唐隐逸[14]。寒山所处的是李唐由盛转衰的年代，就当时社会的隐逸思潮而言，恰好处于炽盛期，社会上的种种关于隐逸的思想和传说，对于寒山来说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再者，开元二十九（741）年正月，玄宗皇帝诏制两京各置崇玄学，令生徒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每年随举人例，准明经考试。通过者，准及第人处置，并置博士一员。寒山亦是从那时起开始修读《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道家经典，并深受其影响。&ldo;道有巢许操，耻为尧舜臣&rdo;（《元非》二八一），这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寒山内心世界开始转变。黑暗的官场现实是寒山所无法接受的，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对于儒家信仰的破灭。入仕对于寒山来说，此刻意味着双重的痛苦。苦心孤诣，却年年被拒之于吏部铨选之外，可是就算最后能够通过铨选又怎么样？现实的官场黑暗让寒山更加感觉到痛苦和无望。寒山很明白这不是自己所想要的生活，因为在寒山的眼中不能够容忍这样的现状。当然，寒山也知道自己是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的，甚至无法逃遁，假如依旧选择入仕的话。现实就像一张黑网笼罩着寒山，此刻的寒山无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力。对于道家自由逍遥的境界，寒山自是心向往之，&ldo;隐士遁人间，多向山中眠。青萝疏麓麓，碧涧响联联。腾腾且安乐，悠悠自清闲。免有染世事，心静如白莲&rdo;（《隐士》二六八），这种精神上的宁静与恬淡何尝不比世间的名利争夺强千百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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