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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书（第6页）

今天我只想谈一个具体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前几年，中国的作家曾经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作家写作要不要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作家是写自己，还是表现“人”的生活。

有些作家——主要是为数不多的青年作家，声言他们是不考虑社会效果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表现的是自己。我年轻时也走过这样的路。后来岁数渐大，经历了较多的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在看法上有所改变。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想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

有些作家把文学的作用看得比较直接，希望在读者心中产生某种震动，比如鼓舞人们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激情，促进高尚的道德规范……他们的作品和现实生活贴得很紧，有人提出文学要和生活“同步”。对于这样的作家，我是充满尊敬的。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后记里写过：小说是回忆，必须对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我认为文学应该对人的情操有所影响，比如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等等。但是这种影响是很间接的，潜在的，不可能像阿司匹林治感冒那样有效。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滋润人心。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有两句描写春雨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可以用来描述某些文学作品的作用。

谢谢！

在“同步”说以后，我加了几句：我认为文学不是肯塔基炸鸡，可以当时炸，当时吃，吃了就不饿。

到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讲什么，我真有点发愁。主要讲稿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但我觉得这题目很枯燥。我在爱荷华、芝加哥的讲话都是临时改换了准备的内容，这样反而较生动，到纽约见到郑愁予后和他商量商量，必要时随机应变。

你到底要买什么东西？电动打字机、彩电加录像放映机？还是什么都不要，带报关的证件回大陆买？该定了，不要一会一个主意。

卉卉、方方的衣服要哪个季节穿的？单的？夹的？冬天穿的？我想还是买冬天穿的比较合适。铺子里要问几岁孩子穿的，是不是说一个五岁的，一个四岁的？

古剑要求我把散文集、评论集的在台版税授权给他，我已复信说：可以。反正得在香港委托一个人，集中给一个人，省得麻烦。你寄给古剑的照片、小传等等，“新地”的《寂寞与温暖》要再版时加上。

我十四日回Iowa，希望你收到信后给我写一信，这样回来可以看到。

我回来要吃涮羊肉。在芝加哥吃了烤鸭，不香。甜面酱甜得像果酱，葱老而无味。

听说北京开了一家肯塔基炸鸡店。炸鸡很好吃，就是北京卖得太贵了，一客得15元。美国便宜，一块多钱，两大块。

我要到外面草地上走走去。

曾祺

十月三十日下午

松卿：

我又回来了。Mayflower是我们的家。蒋勋、李昂、黄凡都回来了。他们都说：“回家了。”说在外面总有一种不安定感。昨天下午到的。在自己的澡盆里洗了洗澡，睡在自己的床上。今天早上用自己的煤气灶煮了开水，沏了茶，吃了自己做的加了辣椒酱的挂面，真舒服。我要写一篇散文：《回家》。虽然Mayflower只是一个ResidenceHall。

我旅行了半个月。路线是IowaCity—芝加哥—纽约—纽海芬—费城—华盛顿—马里兰—费城—波士顿—芝加哥—IowaCity。

一路接待都很好，接，送。否则是很麻烦的。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的机场都很复杂，自己找，很难找到。纽约住王浩家，费城住李克、李又安家，马里兰住在马里兰大学的宾馆里，波士顿是住在一个叫刘年玲的女作家（即木令耆）家。回芝加哥是打电话请芝加哥领事（管文化的）王新民接我的。最后一站由西达碧瑞斯机场到IowaCity是赵成才请一留学生开车去接我的。

在纽约，头一天（三十一号）休息。第二天，金介甫夫妇开车带我们去看了世界贸易中心，即号称“摩天大楼”者。这是两幢完全一样的大楼，有一百多层，全部是不锈钢和玻璃的。这样四四方方、直上直下的建筑，也真是美。芝加哥的西尔斯塔比它高，但颜色是黑的，外形也不好看，不如世界贸易中心。看了唐人街、哥伦比亚大学。一号下午即被郑愁予（台湾诗人，在耶鲁教书）拉到纽海芬，住在他家。两天后回纽约。当晚在林肯中心世界最大的歌剧院看了歌剧《曼侬》。歌剧票价很贵，这个歌剧最高票价$95。王浩买的是$40的，二楼。这个歌剧院是现代派的，外表看起来并不富丽堂皇，但是一切都非常讲究。四号白天《中报》的曹又方带我和古华到“炮台公园”去看了看自由女神（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已经看过一次）。远远地看而已。要就近看，得坐船（自由女神在一小岛上），来回得两个小时。不值得。就近看，也就是那么回事。四号晚上听了一个音乐会，很好。前面是瓦格纳的一首曲子，当中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一个我没有记住（说明书不知塞到哪里去了），但曲子我很熟，演奏非常和谐。五号本来王渝要请我们看一个裸体舞剧，剧名是意大利语，我记不住，意思是“好美的屄”。这个剧是美国最初的裸体舞剧，已经演了十几年，以后的裸体舞剧都比不上它。但王渝找不到人陪我们去。王浩没有兴趣（从王浩家到曼哈顿要走很远的路），我们也累，于是休息了一天。

我和王浩四十一年没有见了，但一见还认得出来。他现在是美国的名教授（在美国和杨振宁、李政道属于一个等级）。他家房间颇多，但是乱得一塌糊涂，陈幼名不在。但据刘年玲说，她要在，会更乱。这样倒好，不受拘束。王浩现在抽烟，喝酒。我给他写的字、画的画（他上次回国时托德熙要的），挂在客厅里。

李克、李又安是很好的美国人。他们家的房子是老式的，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干净得不得了。因此我每天都把床“做”得整整齐齐的。他们的生活是美国人里很有秩序的。每天起得较早，七点多钟就起来（美国人都是晚睡晚起的），八点半吃早饭。李克抽Pipe，我于是也抽Pipe（王浩把他两个很好的旧烟斗送给了我，——我到纽约本想买两个Pipe）。李又安得了肺癌，声音都变得尖细而弱了。她原计划今年到中国，因为身体不好，未成行。她想明年到中国去，我看够呛。她精神还好，唯易疲倦。她好像看得不那么严重。你给德熙打电话时，告诉他李又安得了癌。

Maryland大学请我去的是余教授，她是教现代中国文学的。到Maryland的晚上，她请客，开门迎接时说：“我是余珍珠。”我以为是余教授的女儿。此教授长得不但年轻，而且非常漂亮。是香港人，英语、国语、广东话都说得非常地道。我演讲时她当翻译，反应极敏锐，翻得又快又好。李又安说她曾在联合国当过翻译，有经验。

费城没有什么好玩的。有一个独立厅，外面看看，建筑无奇特处，只是有纪念意义而已。因为下大雨，我们只在车里看了看。李克说里面就是一间空房子。到宾州大学博物馆看了看，“昭陵六骏”的两骏原来在这里！李克说他曾建议还给中国，博物馆的馆长不同意，说：“这要还给中国，那应当还的就太多了！”晚上看了看馆藏东亚美术画册，有一张南宋的画，标题是fishingmanontheriver，我告诉李克，这不是打鱼，而是罱泥。李克在第二天我的演讲会上做介绍时特别提到这件事，以示“该人”很渊博。

华盛顿是非看不可的，但是正如那位娇小玲珑的余教授所说：不看想看看，看看也不过如此。去看了“大草坪”，一边是国会大厦，一边是林肯纪念碑。林肯纪念碑极高，可以登上去（内有电梯），但是候登的人太多，无此雅兴，倒是航天博物馆开了眼界。阿波罗号原来是那么小的一个玩意（是原件），登月机看来很简单，只有一辆吉普那么大，轮子是钢的，带齿。看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毕加索已经成了古典了，展品大都看不懂。有一张大画，是整瓶的油画颜色挤上去的，无构图，无具象，光怪陆离。门口有一大雕塑，只是三个大钢片，但能不停地摆动。美国艺术已经和物理学、力学混为一体。看了白宫，不大。美国人不叫它什么“宫”，只是叫“白房子”，是白的。据说里面有很多房间，每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可以进去参观。我们到时已是下午，未看。

波士顿据说是很美的，我看不出来。主要是有一条查尔士河，把许多房子都隔在了两岸，有点仙境。刘年玲带我们去看了一个加勒夫人的博物馆。加勒是个暴发户，打不进波士顿的“四大世家”的交际界，于是独资从意大利买了一所古堡，原样地装置在波士顿。这是一所完全意大利式的建筑，可以吃饭，刘年玲说这里的沙拉很有名。我们都叫了沙拉，原来是很怪的调料拌的生菜。在国内，沙拉都有土豆，可是这种叫作“恺撒沙拉”的一粒土豆都没有，只有生菜！我对刘年玲说：我很怀疑吃下这一盘恺撒沙拉会不会变成马。去市博物馆看了看，很棒！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在那里。我万万没有想到颜色那么新，好像是昨天画出来的。中国的矿物颜色太棒了。我很想建议中国的文物局出一本“海外名迹图”。

在波士顿遇法国的一位Annie女士。此人即从法国由朱德熙的一位亲戚介绍，翻译我小说的人。她（和她的丈夫）本已购好到另一地方（我记不住外国地名）的飞机票，听说我来波士顿，特别延迟了行期。Annie会说中文，甚能达意。她很欣赏《受戒》《晚饭花》，很想翻译。我说《受戒》很难翻，她说“可以翻”。她想把《受戒》《晚饭花》及另一组小说（好像是《小说三篇》）作为一本。我说太薄了。她说“可以”。法国小说都不太厚。Annie很可爱。一个外国人能欣赏我的作品，说“很美”，我很感谢她。她为我推迟了行期，可惜我们只谈了半个钟点还不到。Annie很漂亮。我说我们不在法国，不在中国相见，而在美国相见，真是“有缘”。

我在东部一共做了五次演讲。在耶鲁、哈佛、宾大讲的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或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或我对文学语言的一点看法》，在三一学院和Maryland讲的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在三一学院讲得不成功，因为是照稿子讲的，很呆板。听的又全不懂中文。当翻译的系主任说英文稿翻得很好，是很好的英文，问是谁翻译的，我说是我老伴，他说：“你应该带她来。”同样的内容，在Maryland讲得就很成功。这次应余教授的要求，还讲了一点样板戏的创作情况。

我在IowaCity没有什么事了。二十号要讲一次美国印象。二十四号要到衣阿华州的西北大学演讲一次，我想还是讲语言问题，——我对语言有自己的见解，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别人都没有讲过。我在哈佛讲，有一个讲比较文学的女教授，说听了我的演讲可以想很多东西。

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来了。昨天晚上华苓请丹晨，我带了二十个茶叶蛋去，在她家做了一个水煮牛肉。

我的讲话《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报》要发表，明后天我要写出来（讲的时候连提纲都没有）。今天没有时间。《聊斋》已发表。王渝在电话里告诉我稿费请古华带来。

美国的天气很怪。到波士顿，夜里下了大雪。美国下雪，说下就下，不像国内要“酿雪”——憋几天。说停也就停了。下雪，很冷。刘年玲的丈夫说爱荷华要比波士顿低10℃，结果我到了爱荷华十分暖和，比我走时还暖，穿一件背心、夹克就行了。我到华苓家吃饭穿的是那件豆沙色的西服。不过昨天下了雨，夜里又冷了。

丹晨和老赵一会来吃饭，我得准备一下。

曾祺

十七日上午

松卿：

你要的莎士比亚全集买到了。一厚册。三十七个戏剧和诗都在内。旧书店有两种，一种$7.5，一种$4.5，我买到前一种，因为字体稍大，纸张也好。这种书可遇而不可求。香港买，也不一定便宜。这会对你有用的。同时又买了一本世界诗选，这是一本总集体的世界诗选，是分类选的，如田园诗、爱情诗……老赵说这本书很好。也是$7.5。文学辞典没有。老赵和我到旧书店的地下室看了半天，也没有。

今天下午，我们去参加“美国印象座谈会”。我讲了三个小事：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野鸭子是候鸟吗；夜光“马杆”。会后好几位女士都来摸我的鼻子（因为我说了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没有人的鼻子是神圣的）。聂华苓说：“你讲得真棒！最棒！”我每次座谈都是挺棒的。

刚才我下去（我们住八楼）去看有没有信。那位墨西哥作家（即欣赏我的眼睛和脸的）说我的讲话像果戈里的故事。他太文雅了，讲话没有我那样泼辣。——他所以说我的讲话像果戈里的故事，是因为果戈里写过一篇《鼻子》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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