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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路 过渡 正统主义者的弱点（第1页）

“拿破仑传（全新升级版）（..）”！

革命之路过渡正统主义者的弱点

拿破仑的自信、自重与自我中心，都根植于他在革命与正统之间的摇摆不定。拿破仑的兴起全靠自身的才能，因此，他也就鄙视那些出生门第的纨绔子弟。然而，假如别人也有所成就的话，他也会尊重他们的自负。然而事实上，他又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他人。出于政治利益考虑，他不得不挑选最有才能的人来担任政府职员及其他职位，而且他也要顾及大多数；他必须支持人人平等，同时却怀着个人私利。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上升为一种悲剧性的冲突。

他为自己的人生之战所选择的武器有两个，即精神和刀剑——这是他以大革命的观念设想出来的。“为什么法军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军队？因为贵族们成了流亡者；士官们取代了他们，成为将军。由士官统率的是人民军队，因为士官们是从人民中选拔出来的。”许多年来，拿破仑拒绝将荣誉军团的大十字勋章颁予梅特涅和施瓦岑贝格。只是在施瓦岑贝格的宅第发生大火的时候，他们个人在火灾中表现出了勇敢的行为后，才获此殊荣。他的兄弟（即荷兰国王）过于慷慨地给别人赏赐勋章，拿破仑却不允许这些人在巴黎佩戴。他给弟弟说了以下训诫，足以垂范后世君主的备忘录：

“我们怎么可以把永久的荣誉证明给予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一个不久前还被证明是流氓的人？要学着去辨别围绕在你王位边的人！要颁予奖章的想法不能太突然，就像一个人突然想要出去打猎一样心血来潮。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显著成就……他还一无所成，够不上将自己的雕像作为赏品颁予别人的荣誉……”

他的自我中心使他总是强调自己并非出身名门。当献媚者建议他的一个意大利祖先应该被封为圣徒时，他将这个建议视为愚蠢的行为。梅特涅在维也纳炮制了一张族谱，证明波拿巴家族出身托斯卡纳，并把他放置在拿破仑面前。拿破仑皇帝开口道：“把这些纸拿走吧！”在官方的公报中，拿破仑下令做出如下声明：“波拿巴家族什么时候兴起的呢，答案很简单：雾月十八日。”他曾经很愤怒，因为有些人在他家系这一问题上一直与他争议。他宣称：“一个人是多么愚蠢又缺乏教养才会把一个皇帝的崛起归功于他的祖先？”

后来，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矛盾也日益显露。“我应该成为国王中的布鲁图，以及共和国时代的恺撒。”这句话说得模棱两可。“我不知道什么是贵族政体，只知道我放走了群氓；亦不知道什么是群氓，只知道我培植了一群贵族。”这句话就很清楚了。“塔西佗受到称赞，乃是因为他使独裁者害怕民众——这对民众来说，是多么糟糕的事啊。”这句话只能有一种解释，因此含义很清楚了。

在这个灵魂面前，“说拿破仑直到攫取权利之前，都一直在戴着信仰自由的假面具，一旦掌权就迅速将它抛弃。”没有人会对这样简单轻率的判断感到满意。相反，这涉及拿破仑心灵上的挣扎。这个问题是这位近乎完美的人不得不面对的，而且终其一生，他都没有解决。

“我是民众的一分子：我们呼吸相通……贵族社会通常冷漠无情，从不懂得宽容。”这些话显示了他性格的最初立场。但他并未就此止步，他从未有意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他能够压制住天生的同情心来进行统治，这使得他成为一位天生的政治家。当然，也有一些事情很可笑：素来论功行赏的他将荣誉军团的大绶带用来装饰年幼儿子的摇篮；或者，当被废黜的西班牙国王称他为“堂兄”时，他通过塔列朗带话说，必须用“陛下”来称呼拿破仑皇帝。这样的弱点荒诞不经，而且很肤浅；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甚至有时去克服它们。当他在到底要派尤金还是塔列朗到埃尔富特去准备帝王会议时，他突然颇有男子气概，不再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了：“说到底，我何必在意别人的指摘呢？我要告诉他们，我毫不在意。”

真正的问题是，他所继承的皇位的正当性（来源及法律问题）被提起讨论。“称我是篡位者的说法是滑稽之谈。我只是获得了路易十八不能为自己保有的、空出来的位置而已。如果我是路易十八，我会阻止这场大革命，尽管它能使思想获得巨大的进步……我的力量来自我的运气；我与我的帝国一样都是新造的。”尽管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些说不清楚，他又进一步予以发挥，写信给路易十八：“我对从克洛维斯时代直到公共安全委员会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我会将一切公开反对政府的恶意诋毁视为对我本人的攻击。”

因此，我们看到，在合法性问题上，他的自负是如此的矛盾，而且他已经如此接近于接受君权神授的观念了（这本来只是被他用作政治口号的），以至于竟要对这些世袭国王的行为负责。而正是这些国王的退位为他的兴起开了道。

终其一生，他都无休止地纠结于这个问题。在考尼茨城堡里，奥斯特里茨战役后的第二天晚上，奥地利、俄国的军旗，被俘的敌军将军，以及敌军文件，都被送到他跟前，但当巴黎来的信使走进房间，他就将一切抛到脑后，而他却又把巴黎来的信函都放到一旁，只挑出一封来自一位女士的、充满流言蜚语的私信。这位女士告诉他，巴黎郊区的投石党人发誓，不会再进宫朝见皇帝了。他愤怒道：“啊！这些人难道认为他们比我还强？好吧，旧贵族时代的绅士们，我们走着瞧！走着瞧吧！”这发生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后的胜利之夜！

我们看到，他就像一位执着追求女子却屡遭拒绝的人，逐渐地由爱生恨。为了赢得传统的支持，他不惜一切代价。在刚才所述的那一幕发生的不久前的一天晚上，他带着勒德雷尔从客厅到台球室里，开始打起台球来，他直截了当地说道：

“参议院对贵族政体毫无感情，对帝制也不支持。”

“陛下，它只忠诚于您个人。”

“这不是我所要的。它应该忠诚于我的‘衣钵’，无论谁穿着它。这件‘皇袍’应该都能够保护穿衣者的安全。这就是贵族精神，而你们这些理论家却很缺乏！”

在这些考虑中，关于皇位继承权的整个问题变得复杂了。从逻辑上说，皇位继承权问题直接导致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以及之后的悲剧。只有两样东西是拿破仑不得不求助于他人的：即子嗣和出身。因此，他要求世袭君主们与其联姻，这样的话，他的子嗣问题就可以解决，让他的后代们有贵族祖先的历史可查。他事实上并不是民众中的一员，而是一个贵族。谁又能因为他自视如此而责怪他呢？

“我处在奇怪的境地里。系谱学者想要将我的家谱追溯到大洪水时代；而有些人将我形容为来自小市民家庭的人。事实在于这两者之间。波拿巴家族虽不显赫，但确系科西嘉岛上的名门望族，但是肯定比那些自认为能羞辱我的纨绔子弟们高贵。”

从这段话中我们听出了那位十六岁的乡村小贵族的声音。在军事学校与巴黎的寄宿学校里，一些贵族子弟常常嘲笑他。饱受羞辱之际，这位少年在自己的信件与文章中写下的正是这些话。没有什么可以消除掉他早期受辱的记忆。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难忘的屈辱，他对正统性这一问题的看法会全然不同，对自己的宫廷生活、婚姻、目标等也会不同。与此同时，欧洲的历史进程也会是另一面貌。

在与法国的斗争中，他的自负得到了发泄，正如他在与贵族的斗争中那样。他并不完全是高等贵族，因此终其一生，他都在批判出身论。同样地，虽然他形式上确实是法国人，但是从血统上说他并不全是法国人。因此，他愤怒地批判了法国人，正像他愤怒地批判贵族一般。他征服了两者，但是并没有从征服中获得过完全的安全感。

但是，比起世袭贵族问题上的成就，在法国问题上，他所取得的成就无与伦比。因为他并不完全是一位法国人，所以法国才未成为他的合法“妻子”，而永远是他深爱的情人。他明白这一点；他执着追求，向其求婚，奉献出自己，最后又放弃了她。“我只有一个热恋的对象，一位情人，她就是法兰西。我与她共枕而眠。她从来没有对我不忠过；她将热血抛洒，将她的财富赠予我。如果我需要五十万军队，她也会毫无保留地给我！”当他指责他的情人时，他像是一个吃醋的恋人。对法国而言，他像是——“戴着天鹅绒手套的铁腕”；无论她有什么任性的要求，他都满足她；他比任何人更明白怎么用美名和幻想的魅力来诱惑她。这就是为什么他凯旋时，她会对他微笑；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将子女托付于他。

然而，情人之间的指摘从未消停。他们都对对方怀有嫉妒之心，谁都想操控对方。听听他的感叹之词吧，多么像一位专横的情人说话时的口气：“我发誓，我所做的一切只为了法国！如果我没有给她更多的自由，那是因为她不需要了！”他站在客厅中间，审视着他的客人，提高了声音对他们说。他经常用更严厉的口气对亲信们说：“真是禀性难移的高卢人啊！一直都这么轻浮、贪婪！假使可能的话，这些本性什么时候才能被得体的自豪感替代呢？”

同样地，法国人对他也抱有深深的疑虑。私底下，难道他们不会谈起这位意大利人给其兄弟路易写的这封信吗？“自从你登基以后，你就忘了自己是位法国人，你绞尽脑汁，试图说服自己是一名荷兰人。异国的环境能够满足你的想法，但是它毕竟是异国的。”

这样的关系不可能不以悲剧告终。当他对她（法国）再也没什么用处后，她便将其抛弃。

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即其最高贵的表现形式）同样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场。“我希望来生能成为自己的后代，这样的话，就能读读像高乃依这样的人对我的感受和评价。”从儿童时代到流亡期间，从出生时的那个小岛到去世时所在的小岛，他的自尊心从历史中汲取了养分。他说，历史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假如没有对历史特有的敏感，拿破仑的事业将会大不一样，而且甚至有可能化作泡影。历史和想象力为他卓越的政治观念提供了大量的养分：前者使之聪慧，后者赋予它情感。历史为其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只有历史能够照亮方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独自一人前行，除了历史以外，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找到一些与自己比肩的范例来引导他的旅程。在恺撒为榜样的激励下，这位中尉开始飞黄腾达了。在罗什福尔港，由于过分相信地米斯托克利的例子，他的梦想破灭了。

在他的一生中，无数的迹象表明，他自己对现实认知的态度，是在镜鉴着古典与当代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他为什么会反对塔西佗和夏多布里昂呢？因为他们提醒民众要反对独裁者。为什么他会责怪刺杀恺撒的人呢？因为他想要为自己对昂吉安公爵的判决做辩护。当他担任第一执事时，他想过要写几个章节来介绍一下罗马的历史，来证明“恺撒从未想要称王，他之所以遭到暗杀，乃是因为他想要统一各党各派重建新的秩序”。他接着又补充道，“恺撒是在元老院里被谋杀的，而当时有四十名庞培分子在场，他们都是恺撒的私敌”。拿破仑的潜台词就是，他必须“清理”一下参议院。而且，他当真这么做了。

他按照罗马的样式，在凯旋门上贴上八块刻有他丰功伟绩的精美浮雕。它们只记录事实，毫无吹嘘之处。这也是他通过一种正式的手段，显示出其历史观念上的自负。他将所有文明地区内的历史学家和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们召集起来，与他们交谈了数个小时。以期通过他们的手笔，可以让他的声名流芳后世。当他的画像过分逼真时，他说道，阿佩利斯从不会给亚历山大大帝画像；因而，大卫也应该为自己画一幅“气定神闲，身跨烈马”的绘画像。坐在腓特烈大帝的书房内起草军令；在无忧宫里，邀请腓特烈大帝的传记作家共进晚餐；在伦巴第，观看奥古斯都的拱门；在埃及，观看庞培柱，并在这些纪念物上刻下那些最近才阵亡的将士之名；在马德里和莫斯科，考究菲利普和叶卡捷林娜的居住环境和习惯。但是，做以上的这些事，并非纯粹是兴趣，他所花费的这些时间，是在体会英雄；对拿破仑而言，它们才是真正的奖赏，这些实现了他早期的梦想。

他亲手不断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年轻时候担任将军的拿破仑按顺序记录了自己获得的头几场胜利；之后，每次新的战役及战争后，他都会将它们加到长长的序列后；这项工作出于一位艺术家之手，目的在于获得不朽的名声。当人们献上意大利国王的王冠时，他回顾了五年来的伟大经历，似乎它们是神话故事：“几年以后，在尼罗河岸边，当我们得知我们的伟大事业已经化为泡影时，在这变幻的命运面前，我们备尝痛苦。但是，感谢军队坚定不移的勇气，我们终于到达了米兰城，而意大利人还以为我们仍然在红海边上。”事实上，在这期间，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践踏了法国的宪法。甚至亚平宁山脉里的牧羊人都知道他已经从埃及回来了。

当他正与教皇斗争时，他写了一封长信，派人送去给尤金，让其抄送教皇——表面上看是给尤金的，实际上是给教皇的。尤金在信里写道，“只有居鲁士、查理曼大帝能与拿破仑相提并论”。

在他达到事业的高峰时，他对奥地利大使说：“你别弄错了，我是一位罗马皇帝，是最好的恺撒之一。夏多布里昂将我比作提比略，他的辖区只不过从罗马出行到卡布里岛。他的想法可真好啊！图拉真、奥勒留另当别论。他们都是自强不息的人，改变了世界墨守成规的习惯。难道你没看出，我建立的政权与戴克里先的（政权）有些类似吗？我所编织的网已经撒开了，我的耳目无所不及，在一个尚武的帝国中，文官的权力无与伦比……恺撒是天生的，他不是变出来的。”

这并不是公告宣言，也不是政治信件，亦非诱惑人心之言。这些话是在客厅里说的，软言细语，没有感情，没有企图，毫不虚伪，有的只是一个纯洁自负的灵魂。

取得许多次胜利之后，他对自己的历史感变得越发客观了，就像棋手对着棋盘上的棋子一般。我们似乎在看着一个人，他对棋局的迷恋使他求胜心切。这个人一旦赢了，还会心平气和地与被打败的敌人“复盘”，道出他们的错误之处，以及他们所能采取的策略。当他在与一位被俘的或者谈判的敌方将军谈话时，他会说：“你本应该这样或者那样做，抑或采取其他方法。这样，你才能处于有利位置。那才是一个很好的举措。”

在瓦拉格姆大捷后，拿破仑对布伯纳伯爵说：“我很肯定，你的坚强异乎寻常，因为你能发动精明的进攻。你估计我的部队大概有多少人？……你似乎竟然没有得到通知啊！你想要见识下我的军队吗？……不要？好吧，那你最好看下我在这地图上的部署。没有赢下阿斯彭—埃斯灵战役，现在，我已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只有在一件事情上，他的历史客观感才会失衡——滑铁卢。在圣赫勒拿岛上，一名英国军医鼓起勇气向拿破仑说，英国人想要知道他对威灵顿将军的看法。接下去，是一阵可怕的沉默。

他如此的自我中心，其最终目的在于获得名声；实质上，这也是唯一的目的。他身上所有的精力都直指这一目的：他的自我意识、他的历史直觉、他的荣誉观、他的尊严，以及童年时的梦想、青年时的计划、中年时的举动、被流放后的幽禁。后世就像一幅巨大的、谜一样的景象，充斥着他的想象。更确切地说，他身上的渴望应该用拉丁语“荣耀”（gloria）来表示，而不是用法语“光荣”（glorie）——前者更多考虑的是后世，而后者更注重当前。他渴望永恒，希望能够永生。虽然他明白自己会步其他凡人的后尘，终究一死。“生亦无所欢，死亦无所念，那还不如永不出生。”

他修改了加冕时的誓词，并不单单为了保护法国的领土及幸福，也为了法国人民的荣誉。在诺曼底，亨利四世曾经的一处古战场，拿破仑命人立起一根圆柱，勒铭曰：“惺惺相惜。”弗雷德里希的刀剑对他而言“比普鲁士王国的所有财富都要宝贵”；然而，身处战场时，他的思想并不囿于此，而是投向未来。当他让人为失业者建造住房时，他给负责这个任务的部长写了一封信，以此结尾道：“我们不能在过世时未给这个世界留下点痕迹，以使后人记住我们。”在他作为皇帝的日子行将结束时，他拒绝在声明放弃部分领土的条款上来订立和约，因为他的名声系于这些土地上；在临死之前，他说了一番感伤的比喻，寓意隐晦，充满孤独，如其命运：

“对荣誉的孜孜追求，就像撒旦想要造一座桥，超脱混乱，通往天堂。荣誉是连接过去与将来之间的纽带。在两者之间，横亘着一个深渊，除了我的威名之外，我没有其他东西遗留给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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