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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李部长（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又一个李部长

◎左清飞

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

李“员外”

2001年，我重返舞台，排演《都督夫人董竹君》，一直未见李致副部长。一打听，说患腿疾，行动困难。决定去看望。他住东城根中街省委宣传部宿舍。在邢孃（秀田）指引下，去到他家。部长果然行动不便。见此情形，我不知该怎样问好。李部长倒是先开了口：“左清飞，稀客，快坐。”满脸的笑容使气氛一下轻松了。他想挪动脚步去端凳子，我赶快说：“自己来。”他问了我这些年的情况。我说等他行动方便之后，请他去农庄做客。然后谈到川剧，他说：“现在少出门，在家看录像。又看了《绣襦记》，遗憾当初没拍成电影。要是现在……”我看着他，等他说出下文。见他笑笑：“现在我是‘员外’了！”我一时未明白：“员外？”“我是头戴方巾的李‘员外’了。”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员外爷爷在川剧舞台上，常常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名望，却不管实事也管不了实事的乡绅之类。李致已从宣传部领导岗位退下来，现任省文联主席，以员外自喻，风趣之中道出实际情况，有超脱之感，无失落之意。后来几次听他讲话，“吼班儿”之类的川剧行话信手拈来，俨然成一位川剧行家了。不由想起他新上任时的点滴往事。

1983年，省川剧院的《绣襦记》要进一步加工，参加首届川剧调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的领导亲自抓。在领导的队伍中，我见到一个新面孔，个子不很高，微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有人告诉我，这是新来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叫李致。“又来一个李部长”，我不由笑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女领导，比较年轻，是新上任的省委常委、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黄启璪。她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对省里的老领导很尊重。一次联欢晚会上，来了不少老领导，其中有已不是常委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启璪同志热情招呼，安排老领导之后，跑过来叫我：“清飞，你去请何主任跳个舞。”我的舞跳得不好，但知道何省长一直关心支持川剧，我还是走了过去。没想到何省长的舞跳得那样好，他的书法也很好。很奇怪，喜欢川剧的，怎么偏偏是些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呢？黄启璪后调中央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可惜英年早逝。又少一个关心川剧的好领导。

《绣襦记》参加了首届川剧调演，并作为“振兴川剧”的成果赴京汇报。金秋十月，我们坐上了北行的火车。兼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致，以及领导小组成员一路同行。

“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引起了轰动，《绣襦记》获得普遍赞誉。李致副部长专程带我去中国剧协主席曹禺家听意见。曹禺大加鼓励，挥毫题字。他的夫人、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后来发表了《“振兴川剧”使我兴奋——川剧〈绣襦记〉观后》的文章。

北京归来以后，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郝为光导演通知我，说《绣襦记》准备拍电影。是省委宣传部的意见。班子已经组建起来，先做案头工作。

郝导首先和我交流。他要把《绣襦记》精华的东西都加以保留，用电影的手段加以丰富和优化。他说《绣襦记》很感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一定要把它拍好。他多次和我谈结构、谈处理、谈分镜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位同事，大家都很激动，都在等待正式通知。

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我们有些奇怪。一天碰到郝导，问及此事。郝导很生气：“怎么，你们都不知道？《绣襦记》什么都准备好了，你们剧院要拍《卧虎令》。我们不同意，你们剧院坚持。我们说，要拍《卧虎令》，那就不拍了。花我们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真气人。”

我在家里生闷气。华峰说，想开些，剧院领导也是人，是人难过名利关，你以为个个都是李亚群？

后来，李致不止一次地在会上说：“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当年没把《绣襦记》拍成电影。”

有一天，李部长忽然问我：“左清飞，什么是‘穿帮’？”我一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还是告诉他：“舞台演出，不该让观众看到的，观众看到了，就叫‘穿帮’。”此后，他听到川剧人讲行话，就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意思。看来，这位部长不仅仅是不耻下问，是要“踩深水”了。他要干一行，懂一行。这使他很快成为内行。从热爱川剧到有些痴迷。在任上，履行“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责；当了“员外”，痴心不改。也许正因如此，七八十岁的人反倒有了童心。一次接他电话：“左清飞，你猜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好奇地问：“部长在做什么？”“在看《绣襦记》。”我忍不住笑起来。也不知他看了多少遍了。将此话讲给杜建华听了，她也笑：“看来老头子入迷了。”王诚德老师听了，微笑着点头：“又多了个太子菩萨摸了脑壳的人。”

李致用自己热爱川剧的这颗心，极力去改变川剧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不只是说，还尽力地做。与何郝炬、廖伯康等省里十二位老领导，给省委写信，发出进一步扶植川剧的倡议。支持在位的张仲炎厅长，挤出30万元拨到文化厅所属文艺音像出版社，赶快给步入老年的艺术家录像。防止走一个，带走几个好戏，剩下的传统戏越来越少的局面。钱拨下去了，用去还债了，“像”自然未录。他仍不死心，还在奔走呼号。

这个“员外”，到底是为了什么？

知情者，无不动容。

“要大度”

1983年，我在“讲习会”学习期间，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到会讲话：“文艺体制非改不可。文艺团体问题很多，比如大锅饭等等，不利于出人出戏。”他还就中央直属文艺团体承包试点引起的强烈反应，表明了观点。当时，认为改革是领导的事，好像与自己关系不大，没太在意。

1984年，关于文艺体制改革的风刮得更猛了。7月的一天，省川剧院召开大会，宣布改革方案，实行团长责任制。团部立即决定把人马拉往马尔康，去完成演出场次，引起大家强烈不满。在剧院球场坝，三五成群，纷纷议论：“老是那几个戏，没得地方演了，就只有往马尔康跑！”“今年底川剧调演，院部好像搞忘了！”“我才不去，到时找块纱布把手包起，我肯信把我押起去！”“不去又咋个办呢？”

我与墙方云开了句玩笑：“你们不是想搞承包吗？”

“我算老几！除非你和张巧凤‘双凤齐飞’出面领头还差不多。”墙方云认真地说。

他所说的“双凤齐飞”，是指1983年李致部长转来张爱萍将军给我和张巧凤分别题的字，被《戏剧报》发表，而广为流传。没想到我的玩笑竟被当了真。

1984年7月31日晚，在杨昌林家，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由张巧凤、杨昌林、何伯杰和我共四人联合承包。8月1日，一份《关于组建承包试验演出队的请示报告》产生了，第二天分别递交到院部、省文化厅、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演出队的人员初定为十五人至四十人，摸底后，愿参加的人数远远超出预想。就在等待院部批复的几天里，情形骤变。一些同事找到我们纷纷反映：“那边说了：‘参加承包队的人，三个月回来，我们不要。’‘学生去参加的，不转正。’”有的担心明年出国受影响，有的担心将来穿小鞋：“你们四个人倒不怕，把你们没办法，我们就难说了。”还有人劝杨昌林：“‘二凤’有国防部长撑腰，何伯杰在拍电影，最后只有你挨起！”也有人担心四个人都是“侯爷王爷（主要演员）”，将来是否能团结？加上一团原定去马尔康现改去富顺，很多人因此动摇和退缩了。

华峰去找过任庭芳，说明四人不是针对院部，是想搞个试验，愿做改革的马前卒。任庭芳说院部现在有些被动，他们也有难处。听这样一说，我们的情绪也稍有缓和。经多次催促之后，院部终于在8月7日批准盖章。坚定参加承包队者当晚就签了字，一个十八人的承包试验演出队正式组建起来。

8月8日，李致副部长和文化厅副厅长郝超及几位处长，一起到剧院接见了承包人，听取详细汇报，表示坚决支持，寄予殷切期望。希望我们“主动争取院部支持，要大度。一场改革，出现各种思想是难免的，改革是势不可当的”。我们十分激动，我已是热泪盈眶。此刻，大家体会到党和上级领导的支持是何等重要和及时！汇报开始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诸位领导最后叮咛我们：“要主动找院领导汇报工作，磕头作揖都要找他们。”这天下来，我第一次睡了懒觉。杨昌林拿起久违的画笔，画起画来。

18日这天，李致部长和宣传部文艺处张仲炎再次到剧院，详细了解承包演出队组建情况和未来安排。希望随时向部里汇报在下面的演出情况。李部长语重心长地说：“我担心你们逆境团结，以后顺境时还能不能团结？”我们几个人认真地记住了这句话。第二天，登上去简阳的火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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